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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国韬略》作者:徐兆仁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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挟雷霆而行:攻守论


攻与守,就是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。三国时期,战争频繁,军事韬略人才辈出,攻守的理论也有长足的发展。


从攻的角度而论,三国韬略家们因时制宜,因地制宜,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态,攻的方式、内容、形态、途径都有了全新的尝试。


两军相抗,基于实力的拼搏,力攻是战争的基本内容,是取胜的前提与保障。各大军事集团无不想方设法增强实力。扩大兵员,以便进行正面的打击。但三国时代的心攻,却别具特色,与力攻相辅相成,在某些时候,甚至比力攻更富成效。因为人们认识到,“用兵之道,攻心为上,攻城为下,心战为上,兵战为下。” (《三国志·马良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)郑浑在平乱中,发动百姓,以牙还牙,教育匪民,立功赎罪,广开降路,孤立梁兴。强大的心攻威力,使匪首梁兴的部下逃亡殆尽,在夏侯渊和豫章郡兵的打击下,梁兴终于被杀,匪患荡平。张辽以病危之躯、远征东吴。以其威名,使吴军闻风丧胆。实际上,曹丕命张辽南征,采用的是一套攻心韬略。田豫在南阳太守任上,以攻心之法,使囚犯效力,以致盗贼解体,郡内清静。诸葛亮南征,七擒孟获,攻心为上,采用的是马谡和抚怀柔、征服其心的策略。笼络各族豪帅,使各族自治,征其强壮者为兵,取其贡赋,弥补蜀汉财政。攻心政策的成功,使得蜀汉在北部边境对魏作战能够全力以赴。张嶷执行诸葛亮的南中策略,恩威并施,攻心为上,成功地解决了越嶲郡少数民族反叛事件。


与力攻、心攻形态相接近的是战攻、势攻。通过作战形式达到既定目标是三国时期显着特点,因为外交途径、政治途径都不起作用了,只有诉诸武力。一旦武力十分强大,各方面又占有绝对优势时,势攻就成为可能。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三大集团均十分成功地运用过势攻。在强大的声势面前,敌手或缴械投降,或落荒而逃,或化敌为友,或跪迎称臣。曹操扫荡群雄,统一北方,就是利用军事上的强大,政治上的主动,以顺击逆,事半功倍。刘备攻入益州,刘璋不战而降,前提就是刘备击斩刘璋干将,长驱直入,声势显赫。刘璋感到大势已去,只有投降。关羽挟势而攻,大破曹军。西晋顺江而下,多路出击,摧枯拉朽,势如破竹,吴国很快被剿灭。三国时代,攻战之际,常常发挥势攻的作用,所谓“传檄而定”,就是以势攻人。势攻的前提和条件是战功,否则势亦不成,功也不立。


火攻与水攻的方式,在三国时期得到充分的运用。三国时期几次重大战投中,都曾巧妙地运用过火攻。皇甫嵩利用火攻,以弱胜强,摧毁了波才黄巾军,使黄巾军死亡数万人。官渡之战,曹操两次袭击和焚烧了袁绍的军粮军草,捣毁了袁绍的后方基地乌巢,釜底抽薪,使袁军由此走向崩溃。曹操统一北方,这是一场关键性的大决战。孙吴与刘备联手发动赤壁之战,火烧曹军,使三国鼎立的局势成为可能。猇亭之战,陆逊火烧刘备营寨,使刘备的惨淡经营毁于一旦,三国鼎立的格局最后完成。至于水攻,更是十分普遍。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军,就是使用半渡而击的策略,利用水的特性,取得成功。钟繇大破郭援,也是以未济而击取胜。周瑜发挥水军优势,阻曹军于赤壁。关羽水淹于禁七军,声威显赫。曹操听取荀攸、郭嘉之谋,决泅沂之水灌下邳,使吕布束手就擒,解除了一大劲敌。在冷兵器时代,韬略家们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,增强自身的打击力,取得了人力难以企及的成功。


除了以水火佐攻之外,三国时代的攻战主要依靠攻其无备、攻其所必救、攻其所不守的谋攻。曹操大破于毒的用兵韬略,就是攻其必救,使得围困东武阳的于毒军队回救其大本营,曹操乘势进军,取得眭固大捷。公元215年,夏侯渊进攻韩遂,韩遂退走略阳城。诸将认为应当进攻兴国城的氏族兵,以便肃清略阳城周围的韩遂势力。而夏侯渊却率军攻打羌人聚居、防守薄弱的长离。迫使韩遂军因内部羌人之危出兵相救,结果放弃险要,到平原交战,被夏侯渊打得大败。此外,孙策攻取会稽,是攻其无备。曹操攻杀吕布,是攻其未固。


从守的角度而论,三国韬略家们化被动为主动,变消极为积极,守其所必攻,使敌不知其所守,因此,守而必固。


作为防御的一方,一旦发挥内在的最大潜力,人自为战,以一攻十,就能使守地固若金汤。三国军事家防御韬略的重大理论贡献,就在于分人之兵,以攻为守,此守彼攻,借力而守。将单纯的防御改变为进攻中的防御,战略上的防御,战术上的进攻,军事上的防御,政治、外交、经济等方面的进攻。


官渡之战,曹军以弱胜强,反守为攻,关键在采纳荀攸分人之兵的策略,声东击西,伪装要渡河进攻袁军的后方。袁绍中计,急忙中调部队西进迎击曹军,而曹操乘机引军东袭,援救白马驻地的曹军,阵斩袁绍大将颜良,大破袁军。诸葛亮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,北伐曹魏,在战略上采用的是以攻为守计策。而袁绍计夺冀州,孙策攻取会稽,曹仁击走刘备,乌巢袁军之败,杜畿河东之行,邓芝出使东吴,邓艾、钟会灭蜀之战……都是此守彼攻,或此攻彼守,守攻相佐,以守助攻,以攻坚守。至于借力而守,使攻者见势而走,则运用得十分普遍,这也是三国时期各种力量发生逆转、各大集团内部、外部重新组合调整的—大原因。


此外,当一方力量不足时,就采用守势,养精蓄锐,以待时机后转守为攻,弱守强攻、却防勇战,丢卒保车,张机设阱,努力削弱敌方的强大攻势。张辽守合肥,先战后守。贾诩向李傕、郭汜献计,要求深沟高垒坚守长安,是先守后战。曹洪守潼关,以不守致败。司马懿扼秦川,以坚守为胜。守之艺术,变化无穷。三国时期的历史表明,不以战为胜,不以守为败,而是善战者胜,善守者成。


《孙子兵法》对于军事上的攻守也有过不少理论性、原则性的论述。孙子认为: “昔之善战者,先为不可胜,以待敌之可胜……不可胜者,守也;可胜者,攻也。守则不足,攻者有余,善守者,藏于九地之下;善攻者,动于九天之上,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”(《形篇》)孙子的意思是,那些善于用兵作战的人,总是首先设法使自己不会被敌人所战胜,然后等待敌人暴露问题,以致出现那些能被我方战胜的机会……我方之所以能不被敌方所战胜,在于采取了守势,在于防守的严密和完备;敌方出现可胜之隙、可乘之机,有可能被我方战胜,就要靠采取攻势,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攻势。决定是否采取攻守,要看兵力状况,我方兵力不足时,就采用守势;而兵力有余的情况下,则采用攻势。善于防守的将帅,隐蔽自己的兵力,如同藏于深不可知的地底一样,使敌人无法察觉;善于进攻的人,调动自己的兵力如同降自高不可测的天穹,使敌人猝不及防。所以,既能有效地保全自己,又能夺得全面的胜利。


综观三国时代的攻守实践,已经突破孙子攻守原则的禁区。由于形势的逼迫,三国韬略家们必须考虑以弱攻强,以寡击众,以轻击重,以不足击有余的问题。并且往往在许多场合,均是以不足击有余,最后夺取胜利。可见,攻守本身并不决定成败,成败取决于对攻守稻略精髓的体认。


军事上的攻守往往显得比较清楚,政治、外交上的攻守,则更加隐秘复杂。攻守不仅是一门军事艺术,同时也是一门政治、外交艺术,曹操迎天子,是守,可是守中却隐含着攻,而这种攻,绝不是一般的军事战术,其攻势之强大、凌厉,只有目睹全部三国韬略的历史,比较多方敌对集团的胜衰,才能深刻领会。但曹操迎天子,本质上采用的以守为攻政治韬略,毕竟被荀彧等人识破,形成对曹操篡位的不利因素。至于外部,刘备、孙权等人以坚决的行动,予以反击,尤其是刘备,坚持汉王朝的立场,与曹操针锋相对,并从这种对立中,获得很大的利益。


吴蜀猇亭之战,吴取守势,蜀取攻势。战后,蜀在军事上由攻转守,但诸葛亮不以少数人的恩怨为转移,匠心独运,派邓芝出使东吴,结仇敌为盟友,化干戈为玉帛,这实际上在外交上展开了攻势,赢得了蜀国东线战场的平静。


三国时代的攻守,无论在军事上、政治上、外交上,也无论在实践上、理论上,均有独到之处。其独到之处,可题以“谋攻智守”四字,自古不谋万世者,不足谋一时;不谋全局者,不足谋一城。三国之势,实为谋攻智守的产物。


使敌手无力相搏:劳逸论


冷兵器时代,冲突双方在决战中,总是以力相搏,强者为胜。一旦双方旗鼓相当,就会出现艰苦的相持拉锯状态。如何削弱敌人的原有力量,以使其在决战时刻发挥不出优势,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亟需攻克的难题。


先秦兵家着作,曾有过一部分关于劳逸的论述。孙武指出:“佚而劳之” (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),“以佚待劳”(《军争篇》),“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,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,”“行千里而不劳者,行于无人之地也。”(《虚实篇》)上述文字中的“佚”通“逸”。孙膑指出:“避而骄之,引而劳之,攻其无备,出其不意。” (《孙膑兵法·威王问》)这些思想,无疑都构成三国劳逸韬略中的主要骨架。许多韬略实践都是在这些思想种子里结出的智谋之果。


三国韬略家们并未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领域内原地不动,踏步不前,而是开展对劳逸韬略的探索,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新的贡献:


第一,沿着孙子的思想轨道,继续向前延伸,将“以佚待劳”的观点拓展为击劳的原则。“待”有被动、消极的一面,而“击”则变得主动、积极。这一原则的提炼,与三国时代的激烈争夺,形势有密切关系,因为冲突的双方总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赢得战争的胜利。赤壁之战,刘、孙双方处于以逸待劳的优势地位,如果曹军发动攻势,即可加以有力的回击。但刘、孙双方的智囊们不停留在这一保守的状态,而是积极设法发动攻击,迫使曹操退兵。陆逊抗击刘备的猇亭之战(也称夷陵之战),蜀攻吴守,东吴处于以逸待劳的一面,但陆逊在找准对方的弱点时,大胆进攻,变被动为主动,使敌方在反击时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。


第二,在“佚而劳之”的基础上,进一步探索出“劳而攻之”的韬略原则。佚而劳之的宗旨是不让敌人有任何安宁、休整的机会,实质上是破坏敌人的战斗力,使其削弱,使其失去最大的战斗能量,而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,是不放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。与以逸击劳原则的不同之处是,劳而攻之中的进攻者一方,并不一定具备整体上的安闲静处优势。官渡之战中,曹操被袁绍包围,后来军粮已尽,给荀彧写信,准备撤军,荀彧不同意,指出:


今军食虽少,未若楚、汉在荥阳、成皋间也。是时刘、项莫肯先退,先退者势屈也。公(指曹操)以十分居一之众,画地守之,扼其喉而不得进,已半年矣。情见势竭,必将有变,此用奇之时,不可失也。(《三国志·荀彧传》)


曹操听取荀彧之见,实施敌疲我打,乘劳而攻战略,出奇兵袭击袁绍部队,最后取得了胜利。曹操以弱敌强,但这并不妨碍他运用劳而攻之的韬略,而袁军在情势上的疲惫,正是曹军走向胜利的契机和转机。


劳而攻之的另一个着名战役是司马昭困死诸葛诞。甘露二年(公元257年)五月,诸葛诞攻杀扬州刺史乐綝,调集淮南和淮北屯田口十余万官兵及扬州新附的四、五万兵力,备足一年粮草,在寿春闭城而守,反叛魏国。与此同时,诸葛诞派遣手下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东吴求援。东吴派将领全怿、全端、唐咨、王祚等率兵三万余人,暗中与文钦一道来援助诸葛诞。援军中的唐咨于黄初(公元220—226年)年间叛魏,败逃东吴,文钦于正元二年(公元255年)和毋丘俭一起反叛于准南,兵败后逃到东吴。三大叛将汇合近二十万兵力的叛变行动,使得魏国朝野震惊。六月,魏车驾东征,大将军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兵力,前往讨伐。在整个反击过程中,司马昭率否定谋臣将士的急攻方案,对叛军围而不打,待惫而歼。最后,诸葛诞单骑逃窜,被魏军杀死。原本一场杀伤力极大的攻城战,由于司马昭劳而攻之的出色韬略,比较轻易地赢得了胜利。


第三,将己方的不劳、无劳、难劳建立在除军事之外的政治、外交、经济等方面上。《孙子兵法》讲行于无人之地,攻人不备,可使己方不致疲劳,储备足够的战斗力,用以对付敌人。三国韬略家们针对形势和客观情况,将孙子思想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扩展。成功的政治、外交、经济措施,可以营造宽松、缓和的环境,化干戈为玉帛,避免多方作战,背腹受敌,前后夹击,里应外合,是部队不受疲劳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三国决策人物和智囊们在实践中均已注意到了这一点,积极争取机会,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安逸、平和、静养、休整的良好状态。


劳逸韬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整个韬略的实质,这就是尽一切可能使竞争双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赛跑。由此为出发点,劳逸韬略旨在要么削弱敌方的力量,要么加强自身的力量,造成搏斗双方在力量天平上的倾斜,从而在决战之前,就稳操胜券。


劳逸韬略是兼具破坏性与创造性功能为一体的韬略。为了赢得决战的胜利,冲突的双方往往将决战转化为间接的破坏与反破坏、创造与反创造的斗争。赤壁之战后,曹操看重孙权和刘备手下文武人才的出类拔萃,对方一旦继续成功地合作下去,南部的中国,决非自己所能有。于是,拆散孙、刘联盟已成为曹操的当务之急。曹操密遣蒋干以个人名义游说周瑜,劝周瑜叛孙归曹,分别给孙权、刘备写信,以图分裂其关系,但均未得手。不过,此后在大的利害冲突方面,终于挑拨孙、刘反目,荆州被袭,关羽被杀,即是十分严重的后果。孙、刘的对立,以致曹魏坐收渔利。敌之劳,即我之逸。曹魏在刘、孙之战中,坐山观虎斗。刘孙任何一方的胜利与失败,都使南中国的北界出现可乘之机。这使得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,与魏抗衡的蜀汉、东吴,削弱了相搏的力量。与袁绍不同,曹魏的最高决策从总体上是采纳智囊们对蜀汉、东吴的战略方案的,以逸待劳、以逸击劳、逸而劳之、劳而攻之等劳逸韬略原则,从效益上来讲,原本是强者对弱者的杀手锏。弱者对强者实施劳逸韬略,也只能用于局部,否则,必无成效。


流水无形而无不形:常变论


三国时期,韬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,往往两个对抗的集团,均有高层次、高水平的韬略家在运筹帷幄,出谋划策。这样一来,使用常规的韬略便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。韬略家们在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,积极探索,创立了许许多多的韬略变体。正是这一点,构成三国时期韬略理论上的特点。


远在三国以前,中国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的韬略原则。韬略运用中忌讳墨守成规、一成不变、照搬照抄、生吞活剥,讲究灵活机动,随机应变的思想,早已形成。至于如此自然贴切、广泛普遍、频繁不断地被运用于政治、军事、外交上,则是三国时代的特色。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,无不精通机变;曹操用兵,仿佛孙吴,富于机变。田丰、沮授因机设策,灵活多变。荀彧善于以正御敌,以变取胜。贾诩随时应变,料事如神。何夔因时制宜,程昱因敌制胜,郭嘉临敌制变,董昭通权达变,刘放临机决断,贾逵因利制权。任峻、苏则、张辽、张邰、徐晃、李典、杜袭、赵俨、高柔、孙礼、辛毗、高堂隆、田豫、牵招、王基、邓艾、诸葛亮、李恢、孙权、陆逊、陆抗、周鲂······都曾成功地运用韬略中的变化原则,营造有利条件,夺取胜利。


无论是使用常法抑或变法,均不是目的,决定常变手段的是实际情况,“见机而作,不俟终日。”(《周易·系辞》)“见可而进,知难而退。”(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)“合于利而动,不合于利而止。”能够因敌变化而取得胜利,就可以说是达到神妙的境界。人们将良将用兵比作良医疗病,病万变,药亦万变,如果病变而药不变,则无法治愈疾病。


三国时代人们运用韬略,打破常规,从理论上概括,其变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数种:


一是识机制变,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,洞察事物、事态。制定对策,变换方针,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、因机而起、伺机而发、随机应变、因机立胜。变化的依据是机,是—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。黄巾起义的爆发,大赦党人的策略,曹操孤军击董卓,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。献帝东归,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,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,孙、刘决定联兵抗魏,发动赤壁之战,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,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,羊祜、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,均是反常为变,取得大功。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,识机见势,随之而动,变换策略,变换主客,变换敌我,变换利弊,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。也正因为如此,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,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。


二是因时制宜,因地制宜,即根据形势、条件、环境、情况而制定方针、变换对策。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,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。


三是根据处境、形态、价值、功能、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,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。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,受到曹操的攻击。曹操退兵后,贾诩警告张 “不可追也。追必败。”张绣不听,[奇+[书]+网]果如贾诩所言,大败而还。此时贾诩认为,“促更追之,更战必胜”,张绣不解,贾诩指出“兵势有变,亟往必利。”(《三国·贾诩传》)结果取胜。实际上,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,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。曹军退兵时,曹操料知将有追兵,故自率精兵断后,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,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。第二次进击,则本着击其不备,以强击弱韬略。至于重大战役,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、形态、价值、功能、目的出发、综合性地使用韬略。如官渡之战,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:以正御敌,以奇制胜,争地必取,牵引制约,扩大同盟,争取中立,巩固后方,拔除隐患,声东击西,分散切割,诱之以利,以逸待劳,釜底抽薪,招降纳叛,攻其不备等韬略。赤壁之战,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:取长补短,以长击短,以逸待劳,示形作伪,扩大联盟,以少胜多,知己知彼,以战止战等等。孙子说过:“五形无常胜”,“四时无常位”(《虚实篇》),而“五声之变,不可胜听”,“五色之变,不可胜观”, “五味之变,不可胜尝”,“奇正之变,不可胜穷”(《势篇》),因变制变,因变制胜。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,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。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,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,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。


常变之间,有一个制约的关系,如前所述,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、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。吴、蜀末年,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,倒行逆施,自毁长城,自相残杀,严重违反蹈略常规,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,自取败亡。


“水因地而制流,兵因敌而制胜……能因敌变化而胜者,谓之神。”(《孙子兵法·虚实篇》)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,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。


与潮流俱起伏:顺逆论


顺逆韬略是三国时代的一大发明。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,了解、接触到宇宙中蕴藏的巨大力量:沧海桑田的变迁,山呼海啸的风雷,燎原烈火的野焚,滔天白浪的冲击……构成种种不可逆转、无法阻挡的力量。中央王朝的失控,战乱烽火的延漫,人心向背的走向。社会组织的解体……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,使人们无可适从,飘游不定。自然与社会,存在着运行的内在机制,并通过种种形迹、表象,反映着一种铁的规则。自然风云的激荡,社会形势的剧变,更使人们有机会体察其中的规则,总结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的真理。三国顺逆韬略的创造与运用,即基于上述思想与认识背景。


顺逆韬略首先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。决策者在认识不清社会潮流的走向之际,一切所作所为,都是盲目的,徒劳无功的,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。董卓、吕布、公孙瓒、袁尚兄弟、王凌、毋丘俭、诸葛诞、唐咨、曹爽孙皓等人,虽都有机会在当时能够开辟一个好的局面,但终因不认识时代潮流,举措失宜,甚至倒行逆施,葬送了大好时机,最后被时代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。


顺逆韬略是行动选择的指南。通过考察三国时期韬略家的走向,可以测出其内在的思想动机。投入董卓、袁绍、袁术、刘表、公孙瓒等军阀阵营的智囊人数就远远少于投入曹操、孙权、刘备集团的人数,而前者在一定时期的实力还很强大。韬略家们之所以选择后者,与其说是后者个人的吸引力,不如说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时代潮流被自己所认同。


三国韬略家们将顺逆韬略的内容概括为以顺击逆,逆取顺守,顺水推舟、逆风行船。


所谓顺和逆的内涵,具体说来,有自然型与社会型两种类型。自然型的顺指天时、地利等各种有利条件,而逆则相反。占据关山要塞、有利地形,凭借风雨雷电、冷热寒暑,富有物产资源、广袤领土者为顺,反之为逆。社会型的顺,指遵循、符合传统的那些思维方式、价值取向、伦理道德、行为规范、思想观念…… 而与之相反、相违者为逆。


以顺击逆,事半功倍。三国时代的高明韬略家总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运用顺逆韬略,夺取大面积的胜利。曹操首战董卓,兵以义动,以顺诛逆,虽然在军事上遭到挫折,但在政治上、个人形象上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潜在成功。待到迎汉献帝之后,政治上就处于绝对的顺势。刘备对待附属、民众,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,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,很能吸引大众,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。曹、刘的壮大,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。曹魏灭蜀汉,东晋灭东吴,势如破竹,不可阻挡,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。


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,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。《三国志》所引《九州春秋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:


(庞)统说(刘)备日:“荆州荒残,人物殚尽,东有吴孙,北有曹氏,鼎足之计,难以得志。今益州国富民强,户口百万,四部兵马,所出必具,宝货无求于外,今可权借以定大事。”备曰:“今指与吾为水火者,曹操也,操以急,吾以宽;操以暴,吾以仁;操以谲,吾以忠;每与操反,事乃可成耳。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,吾所不取也。”统曰:“权变之时,固非一道所能定也。兼弱攻昧,五伯之事,逆取顺守,报之以义,事定之后,封以大国,何负于信?今日不取,终为人利耳。”备遂行。


所谓逆取,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,以武力夺取。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,予以善后处置。逆取均为暂时之行,权宜之计,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。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,曹魏代汉,司马氏代魏,刘备入益州,孙权据江东,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。


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,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。仲长统着《昌言》,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,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。在实践上,小到曹操杀弥衡、司马昭害嵇康,大到曹丕称帝、司马炎登极,均使用这一原则。


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,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。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,为逆时而动、逆风行舟,结果身败名裂。毋丘俭、诸葛诞等反魏,亦属此列,无不一一败亡。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,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,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、主流,而是个别的困难、厄境。其中最突出的,要数猇亭之战后,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。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,系被陆逊战败所致,国人之愤,将帅之怒,可以想见。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,忍痛复交,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。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、蜀汉国策,逆风行船,坚定不摇,从而力挽狂澜,改善关系,使蜀政由乱到治,蜀国由弱转强。


实施顺逆韬略,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。他们必须目光远大,洞若观火。心胸开阔,包容万象,敢于同陈腐之见、个人感情相决裂,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。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,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、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。


划向黑洞的闪电:明暗论


根据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践,在理论上可以作三个方面的分类和总结。


首先,明暗韬略中的明,属于公开的、显而易见的活动;暗属于秘密的、隐藏不露的活动。韬略家们运用明暗的原始状态,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
在这种意义上的明暗韬略,是以明暗的原始状态去服务于军事、政治、外交。三国以前,人们就已总结出明修栈道、暗渡陈仓,明枪易躲、暗箭难防,明升暗降,明助暗损等原则。三国时期,这些原则被使用得更加广泛、频繁和巧妙。东汉末年,张角发动大规模的反朝廷起义,以太平道来作为掩护,在合法的状态下从事“非法”活动,就是利用明暗韬略的一个绝好范例。统治者以为张角“以善道教化,为民所归”,谁知张角使用明修栈道、暗渡陈仓韬略,瞒天过海,“十余年间,徒众数十万,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之人,莫不毕应。” 张角一声令下,“天下响应,京师震动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卷五十八》)刘备、庞统率军进入益州。明处是替刘璋解决北部边防的危机,而暗处则运筹帷幄,夺人地盘。陆逊袭关羽,明处卑躬屈膝、暗地里磨刀擦枪,准备大动干戈。曹操明尊献帝,暗除枝叶,以清君侧,展开颠覆活动。钟会、邓艾攻灭蜀汉后,矛盾尖锐化,司马昭明处派兵协助钟会,暗中却以此军箝制钟会……明暗如同形影相随,声音相和,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。对立者稍一不慎,就会有覆舟灭顶之灾。


三国时期,明暗韬略的第二个类型是对于智力的评判。明代表了智慧所达到的—定高度,表现着对于哲理、事理、物理、情理的正确、深入的认识;而暗则相反,昧于道理,拙于见机,反映了识见的平庸,目光的短浅,智力的低下。在这种意义上,以明击暗,百战百胜。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施,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最大特点,在于不是以一人之明,一己之智来克敌制胜,而是重在智囊决策和营造智囊团。


实际上,东汉末至三国,各大政治、军事集团周围均云集着一批高层次的智囊,由于各集团中核心决策者的素质不同,使得这些智囊人才发生聚合分散的变化。这些人才的走向,形成了各派势力的消长变化。原先,董卓控制了朝政,因其无道,使得智囊人才星散,关东联军势力壮大,董卓集团由明转暗,终于变得众叛亲离,身败名裂。袁绍在起初阶段实力雄厚,大可作为,只是他奋一己之智,埋群贤之明,终于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。曹操有自知之明,知人之智,网罗群英,广蓄智囊,以明击暗,势力大盛。然终以未至大明,或失智囊于交臂,或泄私愤逼杀智囊,明中之暗,使其霸业受到了限制。刘备、孙权等人,莫不是得智囊投明弃暗,使霸王之业蒸蒸日上。


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三种类型或内涵是,明表示一种表面的、暂时的、虚假的状态,而暗则反映一种深层的、长久的、真实的意向。这种内涵,可概括成韬光养晦、和光混俗等原则。刘备在曹操面前的掩饰、司马懿在曹爽阵营中的伪装,均是运用这一类型的明暗韬略,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
明与暗的关系,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。可以是对立的、对抗的关系,如以明击暗,弃明投暗。也可以是互动的、依存的关系,如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。可以是相互渗透的关系,如明升暗降,明助暗损。也可以是相互转化的关系,如以明为暗,以暗为明,装聋作哑,韬光养晦。


三国形势的变化,历史发展的转向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抗集团决策者对于明暗韬略的认识和作用。明者以天下人之听为听,以天下人之视为视,兼听则明,虚心则明,故能由弱转强,反败为胜,而暗者则刚愎自用,固执已见。


明暗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,在于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,只有明察秋毫,洞若观火,才能积极创造条件,避免不必要的损失,找到接近目标的捷径,夺取胜利。而暗弱无能,纵有铁打江山,也必败无疑。wωw奇Qìsuu书còm网


制人而不制于人:先后论


先后韬略的运用,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。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,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。


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。


首先,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。先见为明,后识为暗。先知为哲,后觉为凡。在这一层次上,先为贵,后为贱。着名的韬略家,无不具备远见卓识。董卓之乱后,荀彧弃官归家,对父老乡亲们讲:“颍川,四战之地也,天下有变,常为兵冲,宜亟去之,无久留。”而乡人怀土,犹豫不决,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。后来,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,所过之地,多所虏略,直到颍川、陈留,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。此外,荀彧预见董卓必败,指出:“卓暴虐已甚,必以乱终,无能为也。”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,不可一世之时,此后,果如荀彧所言,董卓身败名裂。荀彧单身见郭贡,分析曹袁优劣的“四胜”之论,寝曹操九州之议,无不识于机先。荀攸发奸吏,和袁谭,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,刘备识民心,诸葛亮测形势,孙权知虚实,陆逊料兵势……先见致胜、致福、致成之例,不胜枚举。决策者、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、广度,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、命运。先识者部署在先,行动在前,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。曹操击袁绍之子,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,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,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,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、缓识、误识和无识基础上。


其次,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。“欲知人者必先自知。”(《吕氏春秋·先己》) “先谋后事者昌,先事后谋者亡。”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,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”(《孙子兵法·形篇》)三国时期,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,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。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,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。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,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,而后付诸实施。相反,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,往往临时断决,仓促应付,缺乏周密的磋商,其结果无不失利。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,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。


第三,是运用于行动过程之中。在一般情况下,先发制人原则往往收效更大。曹操、臧洪、郑泰、刘劭、胡质、钟会、张昭、周瑜、庞统等韬略家,在这方面均有成功的实践。先发制人,往往出人意料,夺人先机,争取主动,获得优势,在敌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,已经制他们于被动,甚至于死地。决定先发,需要有第一、二阶段先后韬略的奠基,只有认识超前,谋划超前,才能保证行动上先发的成功,否则,先发之举就可能成为轻举妄动,盲目行事。而与先发制人的情况相反,后发制人则往往更具打击力,因为先发是基于认识与谋划的超前,是与对手抢夺时机等有利条件。后发则基于对敌方薄弱点的制约,更多的是对敌方已有优势或实力的反击。吕蒙、陆逊袭荆州、陆逊败刘备、司马懿制曹爽、司马昭防钟会等,均是很着名的后发制人范例。


先后韬略的三个不同层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,往往是综合、交叉、连续使用的,无论是哪个层次、阶段,这一韬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。在时机面前,“先即制人,后则为人制。”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,先思后行,万无一失。在具体的行动过程,先后随时,动静无咎。在三国韬略家眼中,可以采用先下手为强之法,又可用后来居上之计。群雄争霸,三国鼎立,谁也不会输给谁,其全过程,就有先后韬略的重大影响存在。董卓、袁绍先强后弱,曹操、孙权先小后大。刘彰先居益州之地,刘备后来占据其境,…… 先后韬略实际上起着转移空间、掉换主客、改变胜败的非凡作用,因而使得一切行动都能游刃有余。而不致于进入死角,受制于人。


除了在认识、谋划、行动中使韬略主体具备全面的、整体的思维方式之外,三国韬略家还特别注重先后韬略的另外一大侧面,即其思维的内容。军事上,究竟是先攻后守,抑或先守后攻;先声夺人,抑或后发制人。先内后外,还是先虚后实。外交上是先合后分,抑或先交后离,政治上是治道为先,抑或征伐为先;立本为先还是以末为先……一旦将先后韬略的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到一起,就能打出一个新天地,就能转危为安,起死回生,就能稳步、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标。


春风化雨:情理论


由于韬略家们的超前意识和深邃见解距离眼前的问题较远、较深、较晦,一般人难以立刻接受,在这种情况下,韬略家们从情感与道理两个方面出发,阐幽释微,打动对方,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计策。三国时代的韬略理论体系中,情理韬略占有较大的比重,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利器。


情理韬略的核心定理是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。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主观体验,情感是各种交往、交流的重要通道,对人的思想和行动起着带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。三国韬略家们发现了这一通道,就从中输送各种信息,改变对方的初衷,使其能按照谋方的意图办事。


情感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,实质上蕴含一个深刻的原因,就是情感一旦表达人类的共同要求、愿望、心理和认识等等,便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冲击波,引起对方的共振。正是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,唤醒人们的良知,从而改变其思想和行动。


韬略家们在动之以情之际,往往随即晓之以理。这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,具有无限力量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迷者不知,胡作非为,轻举妄动。一旦揭明,则从之如流,迎之若宾。


@奇@韬略家们运用情与理结合的力量,能挽狂澜于既倒,解生命于倒悬;能化险境为坦途,变艰难为平易。从三国时代运用情理韬略的实践中进行分析,即可探知这一韬略的份量:


@书@——张范之子张陵和张范弟弟之子张戬被盗贼逮住后,张范径直入贼营请求放还二人,盗贼将张范之子释放。可是张范却说,你们释放我的儿子,这份好意是很重了。人之情虽爱其子,但我可怜张戬年龄更小,请恩准我用张陵换回张戬。盗贼闻言,觉得张范义重如山,最后将张戬和张陵一并释放。袁涣拒绝吕布要求写信辱骂刘备的命令,田畴哭刘虞之墓险遭公孙瓒的杀害。司马芝避乱途中遇盗,同行之人均抛弃老弱逃亡了,而司马芝则独自坐着守卫母亲,盗贼以刃相临,司马芝叩头说。母亲已老,我死之后,只有拜托各位了。盗贼们说,此人是孝子,杀之不义。于是司马芝母子得以免除被害。韬略家们以至情感人,至理动人,迫使对手放下屠刀,改弦更张。情理韬略在这里成了生命的保护伞,反击的杀手锏。


@网@——刘晔对吴杀死关羽之后,蜀国动静形势的分析,对吴派使节到魏国称臣内幕的洞察,对魏文帝伐吴之举的评价。杜袭对曹操攻杀许攸想法的劝谏,诸葛瑾对于关羽死后,刘备东伐吴国的劝告……无一不是从情与理的角度得出中肯的,也是极有力的结论,使得论说对象有所感悟。情和理的分析、探讨,也是韬略家们棋高一筹的奥秘所在,这些分析,使得他们能比别人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想得更深。


在相当多的情况下,情与理是相对立的,由于人的素养不同,对立的程度也很不一致,为了夺取天下,必先夺取人才,特别是智囊型人才。但这些人中,有一大批与自己的政治主张、立场、观点不相一致,而且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,如何克制私忿,按理行事,以情殉理,则成了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。决策者们运用情理韬略,成功与失败,这是一个试金石。三国时期,袁绍、袁术、刘表、董卓、吕布、刘彰等人的失败,从根本上说,就败在不能成功地运用情理韬略。他们周围原本是智士如云,猛将如织,可最后的成功者却是起于微末的曹操,走投无路的刘备,寄人篱下的孙策……


三国时代的情理韬略不仅只是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,而且也是达到真知灼见的一个手段。懂得人的情感,进而影响、打动、牵引、控制这一情感的走向,就能使对方自觉步入事先设定的轨道。在孙权面对曹操大军压境,是降是战的关键时候,诸葛亮、鲁肃以强化刺激,引发认识。诸葛亮以激将法唤醒孙权对利害的认识,使其作出正确的决策。贾诩回答曹操立储的问题、诸葛亮指点刘琦避祸的办法,都是强化事件对于情感的刺激,使对方猛然醒悟,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,三国时期大量以弱击强,以寡击众的战争,都受环境刺激的影响,投之死地后生,置之绝境而不亡,就是强化环境刺激,使战斗者调动全部情感,从而获得解救。打开情感的通道之后,必须以理随之。事理、物理、哲理、伦理、情理……本身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,指示着通往成功之门的途径。一旦认清其理,便具不凡见识,解决问题的办法、手段也就随之而生。


三国韬略家运用情理韬略调整意识,控制情感,根据环境、需要、目标制定对策、渡过难关,营造优势:


——诸葛亮强忍刘备身亡白帝的巨大隐痛,从蜀国的根本利益出发,控制、调整蜀国将领的情绪,与吴国恢复外交关系,这是基于对事理的认识,调整情感。


——刘备败于吕布,依附曹操,运用韬晦之计,以示胸无大志,等待时机,与曹操分庭抗礼。司马懿在不利形势下,韬光晦迹,装疯卖傻,蒙蔽曹爽。而一旦机会降临,则突然反击,一举成功。这是压抑情感,以符合身处危急时不引人注目,从而被打击的道理。


——刘备百折不挠,杜畿深藏不露,张昭犯颜直谏,都是以理想、信仰、志向、目标去控制情感,使之合于理。


总而言之,三国情理韬略的运用范围,从对人而扩大到对事、对己。从一般的劝说价值,上升到对于识见的有力帮助。从普通韬略原则,提高到事关前途、命运的总体对策。从个别的对象处理,演化为对历史发展、形势格局的洞察预示。


山外之山,天外之天:强弱论


自《孙子兵法》提出“以弱击强”的韬略名言后,历代智士竞相探索,到三国时代,已成就斐然。


三国时代,以弱击强几乎成了韬略家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和履行的职责,否则,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。事实上,韬略家们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: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猇亭之战以及许许多多的军事、政治、外交事件,强与弱的逆转、变化是令人震惊不已的。解剖三国韬略家手中的特殊武器——强弱韬略,将使我们能洞悉有关质与量的优劣多少之间的奇妙转变。


事物的由弱至强,有其自身的一套规律,例如: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,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逐步演化等等。同理,一个集团、一派势力的发展壮大,也离不开内外条件与时间空间。一旦各自独立发展的两种力量发生冲突时,其实力的比较,就会有强弱之分、大小之别。在一般情形下,弱肉强食。但每当双方冲突时,弱方有高明的韬略家参与决策,结果就不会那么简单,而是出乎常人所料,发生以弱胜强的奇迹。


三国韬略家们敢于以弱击强的第一个途径是找准敌方的致命弱点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元缺,十全十美,无懈可击,天衣无缝。汉末黄巾起义烟炎蔽天、如火如荼,波才黄巾军围皇甫嵩于长社,皇甫嵩兵力单薄,与黄巾军强弱异势。全军震恐,危亡在即。但此时皇甫嵩发现波才军的致命弱点:依草结营,适逢大风。于是命令士兵各备束苇登城,命勇士乘间突围,在外纵火大呼,城上士兵也一齐举火相应,在这—突然事变中,皇甫嵩率军队从城中呐喊而出,直奔波才军,波才军惊乱逃奔。后逢曹操率军救援,并与朱儁军联合,同波才军拼搏,波才军大败,被杀数万人。强弱逆转,只在波才军的要害被皇甫嵩发现。董卓被杀、吕布被擒、孙策被刺、关羽被破、诸葛恪被暗算、曹爽被诛灭……无一不是其自身的致命弱点被敌手发现,结果显赫声势,灰飞烟灭;惨淡经营,溃于一旦。


以弱击强的第二个途径是集中己方的整体优势,攻击敌方的局部劣势。敌我双方强弱之势判然若揭时,不等于胜负结局的明白无误。敌方的整体之强不等于没有局部之弱。官渡之战,就是曹操以整体优势攻击袁军的局势劣势,取得胜利后,逐步扩大战果,以致全面影响整个战局。刘备率军进入益州,也是以整体优势攻击刘璋的局部劣势,先消灭葭萌守军,然后挥师南下。贾诩建议张绣袭击曹军、吕蒙取荆州、司马懿袭孟达、魏在合肥抗吴的反击战……均属这一类。


以弱击强的第三个途径是借天之力,反击强敌。韬略家们深知,最强大的人力也敌不过自然之力,如何使强大的敌方之力与自然之力相碰撞,而我方兵不血刃,即可安国定邦,平息敌军的威胁,已成头等重要的大事。其中,人们首先想是天险,魏之广、蜀之险、吴之江,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三国鼎立的重要因素。其次,在以弱击强的过程中,或以水淹,或以火攻,借自然界的不可抗拒之力攻敌军,一举而胜。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猇亭之战,弱方均采用火攻,赢得成功。公孙瓒破青州黄巾、关羽水淹于禁七军、赤壁之战等,均运用水攻,助成声威,乘势而进,夺取胜利。《孙子兵法·火攻篇》上讲:“以火佐攻者明,以水佐攻者强。”不仅水火,风沙雷电、寒暑冷热等自然现象、宇宙之力,无不被三国韬略家们所借用,成为手中打击强敌的最佳武器。


以弱击强的第四个途径是联合弱小,击败强敌。关东联军共同抗击董卓,张绣、刘表联合对付曹操,刘备、孙权一致抵御曹操等,都属于弱小势力联合,相对地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。尤其刘、孙两弱相连,克敌制胜,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。这一典范表明了韬略史上盟军作战、统一战线形式具有巨大的反击能力。


以弱击强的第五个途径是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,使对手不攻自破。王允计间董卓、吕布,刘备招纳张松、法正,曹操在赤壁战后破坏孙刘联盟,陆逊因隙使间,迫使魏江夏太守途式免职。解除一大对手。


总而言之,以弱击强的根本途径在于智谋韬略。敌强则用智,敌弱则用势,即以智谋韬略攻击强敌,以武力形势威慑弱者,“庙胜之策,不在强弱。”(《后汉书· 袁绍传》)诸葛亮《隆中对》中的一段文字,可以作为以智敌强的典型结论:


自董卓已(通“以”)来,豪杰并起,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。曹操比于袁绍,则名微而众寡,然操遂能克绍,以弱为强者,非惟天时,抑亦人谋也。


所谓“人谋”,即人的智谋韬略。


以上所论,均为强弱定格后,以弱击强的情况。至于强弱韬略的其余内容,如“攻强以强,离亲以亲,散众以众。”(《六韬·武韬·三疑》)强敌不可怒,弱敌不可侮。“国富者兵强,兵强者战胜。”(《管子·治国》)“兵不强,不可以摧敌。” (《商君书》)得士者强,失士则亡。以强示弱,以弱示强。兵无强弱,而将有能否。兵强者,攻其将……三国时代均有大量的案例可寻。


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历史,是由弱而强,以弱击强的历史。三国时代的强弱韬略有着十分深刻的辩证思想,内涵极为丰富,这一韬略理论的总结和实践的经验,是三国时代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份智慧贡品,因为强弱韬略不仅规定了可供操作性的原则,而且更可贵的还在于替弱小的、新兴的力量为战胜强暴提供了武器,使人们感到山外有山,天外有天,使大众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。


藏于九地之下:真伪论


汉末、三国时代激烈竞争的形势,决定了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各种场合的真伪错位,或以假乱真,或以假乱假;或以真乱真,或以真乱假,真真假假,假假真真,使无智者顿入迷途,无识者难出泥潭。|Qī|shū|ωǎng|


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。孙子在其所着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中指出:“兵者,诡道也。”讲究诡秘,从而“能而示之不能,用而示之不用,近而示之远,远而示之近。”曹操注曰:“兵无常形,以诡计为道。”三国韬略家普遍认为,战无其诈,难以胜敌。而先秦两汉的不少智士认为,“诈伪之道,虽今偷可,后将无复,非长术也。”(《吕氏春秋·义赏》)欺诈的作战方法,可以偶尔为之,绝不可长此以往,一用再用,因为这不是长远能用的方法。这表示了与孙子相反的意见,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见。这种不同的说法,到三国时代,就没有人再坚持了。人们不是反对这一军事定律,而是积极设法识破欺诈之术,在自身识见上下功夫。


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运用十分广泛,大类有诱、迷、骄、误、挑、动、疲、间等法。孙权将领周鲂以兵不厌诈,利之诱之的韬略,大破魏曹休之军。曹操西征,攻打马超,曹军以肥牛健马引诱敌军,使其缓于追击,最后曹军全师渡过黄河,未受损害。此为诱敌。贾诩在危急关头冒充名将段颎外孙,威吓手操生杀大权的叛乱氏人。此外还有赵云空城计等,为迷敌。官渡之战中,曹操解白马之围,至延津南设下埋伏,解鞍放马,丢弃辎重,致使袁军中计,大将文丑被杀,此为示弱骄敌。郑泰阻止董卓征兵,张松、法正劝刘璋迎刘备,孙权致书曹操称帝,陆逊代吕蒙为统帅……均为误敌。三国末期,诸葛诞反魏,司马昭利用敌方矛盾,加以挑动,最后攻下寿春,杀了诸葛诞,用的是挑敌韬略。公元231年,吴将孙布向魏扬州刺史诈降,佯动欺敌,是为动敌。猇亭之战中,陆逊利用刘备求战心切的弱点,与其相持,疲劳蜀军,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中,使蜀军的挑战、求战阴谋落空。当蜀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时,陆逊寻隙而攻,将蜀军打得落花流水,此为疲敌韬略。王允说动吕布谋杀董卓,杜预设法破坏东吴君臣关系,为间敌。真伪韬略在军事上的使用极为普遍。


政治上,董卓入京,关东联军起兵反对董卓,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司马懿辅魏……都是出于某个集团的需要,实施真伪韬略的结果。


外交上,刘备对袁绍、曹操、刘表的加盟,吴蜀联盟的建立,东吴向曹魏的称臣,刘备与刘彰的友好,曹操对西部势力的宽容……都是采用真伪韬略,因时制宜的结果。


“战阵之间,不厌诈伪”(《韩非子·难一》),频繁的战争,使政治、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军事的烙印,充满着险恶。何进被宦官杀害,丁原被义子吕布杀死,黄巾军起义前夕唐周告密,刘虞被害,张温被杀,张邈谋叛曹操,祢衡被害,杨彪被诬下狱,杜畿稳定河东,吕蒙夺取荆州,费祎遇刺,钟会、邓艾之死……世人如在刀锋上行走,稍有不慎,便命归黄泉。真伪韬略经三国时代刺激,发育得更为成熟。兵诡必疑,虑疑必败。用兵打仗也好,政治、外交也好,日常活动也好,在充满欺诈的环境下,必有值得可疑之处。当然毫无根据的怀疑,一定会导致失败。


韬略家们必须炼就“火眼金睛”,明识真伪,才能在复杂、险恶的环境中,游刃有余,立于不败之地。正是客观现实的需要,三国韬略家们积极从事真伪韬略的探索,总结了一系列的实践,在理论上形成明确的认识。


首先,真伪韬略运用的成功,必须营造真正的真,因为只有真实,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实,才会给人以信心,力量和行动的决心,最后使对方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行动,谋方才会受益。曹操离间叔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;董卓虚张声势,设法让他人感觉大批西凉军队进入洛阳城;赵云设空城之计;孙策诱刘勋进攻上缭;东吴数次诱曹军深入腹地,加以打击……都是以真动人,以真打人。


第二,真伪韬略适应于智囊对非智囊,高水平的智囊对较低水平的智囊,适应于刚愎自用、固执己见的决策者,适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军事、政治集团。如果双方智力相当,则双方的争夺会演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,真伪韬略就没有用武之地。诸葛亮的南征北伐,东吴的北攻西拒……均说明了这一点。


第三,真伪韬略不能创造永久性的价值,而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。曹魏的建立,蜀汉的历程、东吴的盛衰,均清楚地表明,一个集团、国家的发展壮大,在于更深刻的原因,而不能靠真伪韬略。


第四,真伪韬略的使用会腐蚀韬略家本人,会腐蚀整个社会,曹操虽然霸业辉煌,但在三国时代,“奸雄”、“汉贼”之骂声不绝于书,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惯于使用真伪韬略,因其“宁我负人、毋人负我”的极端私心而受到严重影响。三国社会,险象环生,真伪难分,流风所及,民无诚信,虚伪、阴险、狡诈,残忍的阴暗人格滋生,极大地腐蚀了民族肌体和社会组织。


由于真伪韬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有效性和普遍应用性,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,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应用面,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性,增加了社会的磨擦力,增强了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,客观上,也使得韬略家们身价百倍,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,是真伪韧略的有力克星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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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兆仁

2015年09月06日20时28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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